公私伙伴关系(P3)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了业主和项目团队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性。
但是，参加最近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公私合作委员会(CCPPP)会议的争议解决研讨会的代表们被告知，通过精心设计的策略来保持良好的意愿，避免冗长而昂贵的诉讼，各方可以找到在声誉和关系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执行项目合同的方法。
麦克米兰律师事务所(McMillan LLP)合伙人兼全国联合主席、小组成员Jason Annibale在采访中总结了本次会议，他说:“听取仲裁员、律师、行业参与者和权威人士的意见，大家都希望把事情做好。”江南平台下载“他们希望更有效地解决争端，保护双方关系。”
其他小组成员包括Fengate资产管理公司高级副总裁Patrick Freer，安大略省基础设施(IO)法律服务副总裁Agnes von dem Hagen，以及Hughes Hubbard & Reed LLP仲裁实践组合伙人兼联合主席Hagit Muriel Elul。
Annibale指出了在标准工作中不会出现的p3中可能出现的冲突。
他说:“考虑到合同的规模和复杂性，你不是在处理单个合同，而是在处理P3链内的多种合同、接口协议等类似协议。”“分包商可能要处理几个级别以上的事务，实际上，争议可能会被移交给当局。因此，这是P3上下文之外所没有的一个深刻的复杂性层。
“另一点是P3持续的时间长度。通常情况下，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为20年至50年，这就增加了一层复杂性。”
更长时间意味着不要过河拆桥格外重要，Annibale说。在较短的项目中，受害方可能会使用更激进的策略来解决问题，因为长期影响可能不那么明显。
Annibale说:“但在P3环境下，你可能要对恶意指控持谨慎态度。”“根据我的经验，如果这样做了，就会很好地恶化关系。”
von dem Hagen指出，IO投资组合中大量的P3合同说服了该机构建立自己专门的争议解决管理团队。她解释说，这意味着更少的临时解决方案。
她说:“我们必须更有系统、更有战略。”
IO在其合同中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争议解决模板，Annibale说。当出现争议时，当事人之间通常会有一到两个级别的谈判，涉及中间商，然后是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，然后争议可能会提交给独立的认证机构。接下来的步骤可能包括裁判、裁决程序或问题专家，最后是诉讼。Annibale解释说，减刑通常不是官方程序的一部分，并建议最好保持在合同之外。
“因此，在这个范围内，”他在谈到众多的选择时说，“各方会说，在我们走到最后之前，让我们交换文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有意义的调解。”这通常是插入中介的方式。
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。如果当事人不想调解，用合同约束他们进行调解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Annibale说，他通常是调解的强烈支持者，因为它能集中当事人的注意力，避免仲裁的更大成本。冯德姆哈根说，调解在维持关系方面是有价值的，但除非能确定当事人会接受调解人的决定，否则这个过程可能是浪费时间，可能会延长争端。
在一场关于仲裁员角色的讨论中，一名仲裁员还是三名仲裁员的小组是最好的，Elul本人是一名仲裁员，她评论说，“仲裁员的工作是一个孤独的工作”，需要她独自解决问题。但她说，当有三个人时，他们可以相互讨论问题，做出更好的决定，这个过程对有争议的各方来说是有价值的。
Elul还建议不要主张使用一名可能过于偏袒一方的裁决者。他们可能会力不从心而失去信誉，并冒着被其他两家公司疏远的风险。
Fengate的Freer说，在仲裁的层面上，很明显，保留好的笔记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他说，过去的文件成为记录的一部分，这令人大开眼界。
他说:“当我现在写笔记时，我会问自己，三年后我是否还会读到它们，它们是否有意义。”
弗里尔还建议，聘请一位顾问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，以防止失败的原因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走得太远，这是有帮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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